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

澳門特產 五碌葛劇評


李宇樑的《澳門特產》寫於一九九六年,是他從澳門移民加國後首個在澳門發表的劇本創作,是戲劇史上澳門人用劇場媒介去講述、演繹「澳門」的重要一筆。身份的認同必須經歷自我講述的過程,《澳門特產》透過曾出國留學的說書人去講述個人成長、家族歷史和三十年來澳門社會風氣的變遷,時而順序,時而跳躍地拼合出作者對「何謂澳門特產」的思考過程;劇終時,作者沒有真正道出(或者找到)任何具體的答案,反而以不同口音以至國藉的人都拿著一本回鄉證向著關員說:「我是澳門人」作一開放式結局;或者「澳門人」的確是一個「想像」的概念,而且「澳門特產」作為一種文化上的身份認同,它具有它隨時而移的不穩定性,不同世代的澳門人也會有不同的文化認同,甚至在不同區份、不同家庭、不同學校中成長的澳門人也會有不同的文化認同,不是一個口號、一齣話劇或一首國歌就能簡單地說明。
二○○九年,陳飛歷作為一個剛到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唸戲劇系的澳門學生,他在澳門發表的首個導演作品《五碌葛.澳門特產》,恰恰正是改編自李宇樑的《澳門特產》,這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兩代澳門人在劇場與文本上,一場關於「何謂澳門特產」的對話。比較創作技巧上的高低似乎不太公允,觀察兩個不同年代、從外地回望澳門的人對「何謂澳門特產」這一主題的描述與觀點差異,反而更有趣。

局部剪裁的「特產」

雖然開宗名義地說「改編」,其實導演只是對原著進行剪輯和抽取適用的部份。「五」劇先設定了一個外在的故事框架,講述一個來自澳門的登月英雄「劉學」,因「贊助」不足流落月球,如果他能講出「什麼是澳門特產」的話,太空生物就可以將他送回地球,於是太空生物搜尋「劉學」的記憶,進出於不同時代的澳門之中,編導藉著「劉學」近來的記憶帶出澳門各種社會議題,如輕軌諮詢、教育制度、車位不足、樓價高企、「經屋」輪候等,常常以一問一答的形式呈現,尤如將新聞時事在台上朗讀一遍,如果觀眾或演員平日較少留意社會時事的話,也許這是一段很有益的「愉快學習」過程;而穿插在這些近年的社會議題當中的,是幾段原著劇本中的片段,例如「澳門」名稱的來源、「過香港」、「留學生聯歡會」、「颱風下的婚禮」等,都是一些原著中讓年輕觀眾較易理解和對比的段落。對八○年代生的澳門人而言,身份認同的問題,自然跟李宇樑那一代有大的距離,這樣的「局部剪裁」看來無可厚非,而且對原著的「解構」以至「戲謔」也是當代劇場常見的創作手段,我們不必介意「忠於原著」的問題,叫人關注的反而是「五」劇能否從原著中解構出不一樣的觀點。現在導演外置一個「科幻」框架,再創作與挪用之後,卻原來不是要開闢出一個新的觀點,反而將原著「颱風下的婚禮」中的一句台詞作為「什麼是澳門特產」這一命題的最終的、唯一的答案:「澳門特產是人情味」,還補充了一段外婆因街坊鄰里的漠不關心而死,作為主角不承認有「人情味」存在的前因。「颱風下的婚禮」這一段有關六十年代的回憶,其實只佔《澳門特產》原著裡廿多個片段中的其中一段,如果這作為導演對原著的改編和理解,「五」大概可以是個關於年青人透過上一代的回憶,追緬老澳門的人情味的溫情故事;可是當對照上半場一連串關於澳門回歸後的各種社會議題時,我馬上就懷疑一句六十年代的「人情味」是否就可以解答?況且,有時社會上的不公與不平等,反而常常因為「人情」而起呢!

「人情味」抵銷公義

劉學對外婆的留守與死亡的態度,其實也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,他將外婆之死歸咎於街坊行人的冷漠,明顯地繞過了老人家缺乏家庭成員照顧的問題,直接將這不幸推向社會大眾,而外婆堅決留守舊居這一點,在演出前半段鋪陳的「樓市高企」背景,以及劇中未提及的政府「形象工程」底下,外婆是否就能單憑個人意志去抵抗「都市化」形成的社會問題?導演在編作這段故事的過程中,顯然將問題想得過於簡單化。「留下來」、「死守祖屋」當然可以說得漂漂亮亮,但要讓「祖屋」、「根」可持續地健康成長,可不是說說「人情味」就足夠。也許單純說「人情味」不是壞事,如果「五」劇只想歌頌「澳門有人情味」的話,前半段的記憶片段,理應選取更貼近這一主題的內容,現在看來只是在種種社會問題被展開後,順手找個讓人心安理得的「答案」來牽強附會,顯得前言不對後語。
劇中的「劉學」因為社會的荒誕而被迫流落月球(不夠資金把他帶回來),現在「人情味」可以讓他回到澳門了,那麼我更關心的,是他回到澳門後,用什麼態度來面對其他不公的、荒誕的事情?如何不再被「放逐」在對澳門的認同之外?如果一切都可以用「人情味」來抵銷,那麼劇中所有社會問題,我們都當是笑話好了。如果滿場歡呼可以說明這個戲反映了觀眾的需要,我想我真的找到了「澳門特產」。
說到這裡,又回到一個老問題上,劇場究竟要提問,還是解答?從二○○三年的《五碌葛》開始,這個系列的演出我都有幸作為座上客,這是澳門難得的一個持續關注當下社會議題的劇場創作,可是,我發現最近三部的「五碌葛」,以至該劇社之前的《國王正在節日的後商業價值中死去》,編與導似乎都很想給觀眾一個答案,但往往缺乏對問題背後作更深入的理解。據說,這是「五碌葛」系列的最後一部,我想「系列」完了,也不代表這是劇團對社會關懷的終結,荒誕的社會「好笑」之餘,也是一條難走的路,盼望「葛多」的編、導、演們都不要在笑聲中,迴避了對社會和自我的反思就好了。

原載澳門日報文化演藝,2009年9月1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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